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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俄语习得与俄罗斯情结
昨天应朋友之邀去光华参加了光华MBA校友论坛。在论坛中场休息期间,有两位今年就读MBA的学生得知我毕业于法学院,并且第一外语还是俄语,于是和我攀谈了起来。攀谈中得知这两位同学以前也曾学习俄语,其中一位是南京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本科毕业,另一位还曾留学俄罗斯圣彼得堡一所大学,在那里专门学习了几年俄语。获得这些信息后,既感到亲切,毕竟俄语在今天是一个小语种,在光华还找到了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同时也为他们英语水平和能力之高感到诧异,因为报考MBA的公共外语只能是英语,加之北大MBA入学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中一个脱产在读,一个在职就读。一个以前曾在一家大型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多少还用了6年左右时间的俄语;一个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完全不用俄语。她们和我攀谈的话题主要还是围绕有关中俄贸易,中俄投资方面的问题,看得出来,她们心里潜意识里还有着俄罗斯的某些情结,毕竟这门语言学习了这么多年。但令我困惑的是,她们为什么没有沿着俄罗斯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而是转做其他行业了。

周五下午,大学时代的师姐给我电话,她周末将去参加一个中央国家机关有关语言翻译问题的座谈会。师姐是一位很有想法,很有思想的人,毕竟她在国家大部委做高翻很多年,对俄合作交流有很多的心得体会,在电话里也对现行的俄语教学以及俄语研究提出了诸多想法。晚上,去北展观看中国杂技团的杂技音乐剧《再见,飞碟》时我偶遇了一位陪同俄罗斯代表团观看演出的女孩,她是莫斯科法律大学毕业,在俄罗斯学习的是法律,回到国内,现在一家与我同一个系统的公司里工作,但做的工作与法律没有任何关系。

周四去京郊参加一个有关中俄方面的研讨会。第二天早餐时与一位从事中俄研究的大学老师聊天,这位老师的俄语水平很高,学问做得也很勤奋,虽然他从事中俄有关战略等方面的研究,但他却很少有机会去俄罗斯,很少与俄罗斯相关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他现在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主要都是从事中俄方面的研究,但这些硕士生和博士生都不懂俄语,他见我诧异的表情,很释然地解释到,他也很想招公共外语就是俄语的学生,最好就是本科是俄语系的学生,但招了几年都没有招到合适的。 芳思·小语种 Chinawaiyu.com

自从工作以来,听到了、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俄语的种种尴尬。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这种局面的产生。一边是中俄两国政府非常友好,一边是中俄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却在艰难的突围;一边是俄语学生就业时的大量过剩,一边是招不到合适的以俄语为第一外语而从事其他专业深度研究的学生;一边是花了大量的钱自费去俄罗斯学习的人却不用自己所学的专业,一边是企业苦苦找不到懂俄语的专业人才。这并不是说,大学学了什么专业,以后的工作就一定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在今天的中国,面临就业压力的情况下,本科,即使是硕士毕业的学生能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毕竟,生存权是发展权的基础和条件。但如果整个学科或者整个行业都出现了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那只能说科研与工作,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了。

实际上外语的教学或对外交流与本国和所学语言国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这种关系不仅包括政治的、而且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我想,更多的应该是经济的和文化的。早有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做过精彩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结构的纺锤型两头小,中间大,那么这种社会结构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在一国之内,纺锤形的两头分别是巨商富贾和底层民众,中间部分则是所谓的中产阶层。如果用纺锤形结构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话,我们把纺锤形两头可以看做是两国政府和采用不合法、违法、甚至非法手段而进行的贸易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一理论来反观中美、中日、中俄关系,就会发现,中美、中日之间由于两国企业、民间的经济联系、文化联系非常频繁,并且这种联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市场主体的一种自觉行为,这可以说中美中日关系纺锤形结构的两头比较小,中间部分的合法经营的企业和贸易商占大部分,所以中美中日两国政府之间无论进行什么争吵,而民间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毕竟企业是趋利避害,追逐利润为前提的。而中俄纺锤形结构则与中美中日关系正好相反,占据两头要么政府关系非常好,要么倒包、倒爷盛行(注意:在此我并没有歧视什么),这种倒包倒爷经济可以说没有明确的法律予以保障。而占据纺锤形中间的企业,要么是根据两国政府协议而进行的贸易,要么是两国的企业巨头进行的非民用的投资等。所以从此意义上来说,纺锤形中间的企业的交流和合作更多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而非企业主体自觉的一种行为,即,市场主体中的企业无法自由加入到纺锤形中间部分,所以导致中俄纺锤形结构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

中俄的这种现实合作结构反过来对俄语人才以及专业人才的使用上又产生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因为两头大中间小,决定了企业不可能吸纳更多的人才。这一论点已经被中国社会现实证明了,大型的国有企业无法更好地解决中国当今的就业压力,只有不断繁荣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充满更多的活力和生机,才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群,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只有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社会的中介组织、中介公司才有发展的空间,中介方面的专业人才才可能有用武之地,这些中介专业人才比如律师、会计师、税务师、培训师等。这种结构也导致了企业无法吸引更多的人才,反过来企业的这种行为转递到高校以及在校的学生中,就会形成没有人去学习研究除语言以外的其他制度,比如法律、经济、政治等。因为即使学习了这些东西,在企业里也找不到相应的岗位,最后成了在俄罗斯学了半天专业,到头来可能还是做一个俄语翻译工作人员的尴尬境地。这种现状传递到高校研究中,同样造成不会有太多的人,甚至优秀的学者从事中俄有关具体制度的研究。毕竟学者也是普通人,也得养家糊口,也有趋利避害的常人之心,可以说学者也是一些势利之人,实用主义者,也会为自己的权利斤斤计较。因为从事具体制度的研究比从事一些大而空的所谓战略性的研究成本更大,因为具体制度涉及到具体的细节性的工作,而大而空的所谓战略性的东西至少普适性比较高,同时,在现有中国高校教师晋升、评职称的过程中,发表的文章是应道理。而具体制度研究的文章相比大而空的文章不是那么很容易发表,因为学术期刊的编辑也有成本的概念,一篇具体制度的文章可能在圈内只有几个人理解和明白,受众面很窄,相反一些大而空的文章受众面更广一些,编辑审稿的难度也小于具体制度的文章。同时,目前国内学界也比较流行一些宏大叙事的词汇,不喜欢甚至不屑于研究细小的问题,这种现状也阻碍了中俄纺锤形结构中中间部分的壮大和形成,他们无法从理论上给予更多的智力、智识上的支持。反过来,企业也认为这些学者假大空,无法解决企业现实的问题和困境。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马太效益”吧,“为什么贫困?因为贫困。”

这篇文章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认为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其他通常被认为与俄语语言以及对俄交流直接相关的问题。那就是现有的大学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我并不是说这些体系不合理,需要改造,只是说这些评价体系是否适合俄语以及与俄语相关的专业,值得我们深思。在今天大学里,翻译作品或者翻译文章不能算作教师评定职称的一个学术成果。这种规定对以英语或者日语为语言的学科来说有一定合理性。因为这些语种中曾当过或还在当着学术进口商或更难听一点“二道贩子”的时代基本结束了,正像前面所分析的中美、中日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已经超过了“是什么”的阶段了,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为什么”、“怎么办”的阶段了,而中俄之间,很多人都认为对对方国家非常了解,后来发现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或者说这种了解仅仅停留在10、20年甚至40年前的那段历史。而现在的具体制度、社会运行等基本上是依靠我们的直觉判断,所以说在中俄之间经常遇到的就是,观点很多,可以说有些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见解也不少。但这些观点、这些见解缺乏足够多的证据支撑,逻辑推理,学术论证。到头来,发现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还仅仅停留在“是什么”的初级阶段。从这个方面来说,更应该鼓励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积极地进行翻译工作,只有解决好了“是什么”,才有可能为“为什么”、“怎么办”提供更多的智识支持。如果“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而急急忙忙去做“为什么”“怎么办”的工作可能是一件荒唐、甚至是危险的事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效法苏联50年以来,当时由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问题,我们从苏联翻译的大量东西中除了工科运用方面外,剩下的大部分就是文学等方面,而当时翻译的法律、经济等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不可能为今天所使用,借鉴了。加之今天优秀的学者不愿意,甚至不屑于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导致这些社会性学科资料的断档。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去苏联留学的人都是当时青年中的佼佼者,而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加之十年文革的冲击,随着50年代留苏人员的慢慢老去,年轻一代又没有跟上,没有了应有的学术传承,学术研究人员断档了。而今天,可以说留美、留欧、留日学者的学术比较规范,大到文章内容、结构,小到文章注释、体例等都是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所不及,因为他们受到的学术训练相对从事俄罗斯研究的学者更为规范。这一点,对照学术期刊中研究中美、中日和中俄关系的文章就可看出。



另:

延伸性阅读:苏力:《导言 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科发展》,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苏力、陈春生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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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1 8:38:29(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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